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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80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12-03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80期)

 

                                 

聚博网址是多少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123

聚博网址是多少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新时代培育创新型企业家的若干思考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印发

国办印发通知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肖亚庆: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贾康:应对金融科技挑战 推进监管体系创新

要情文摘

金融行业将从五方面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关系

我国将健全落后产能依法退出长效机制

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效果正在日益显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助力经济释放新动能

国务院多举措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

国务院: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内部报告

特朗普税改红利殆尽

城市“抢人大战”

政策借鉴

陕西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经济分析

新时代培育创新型企业家的若干思考

如果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那么企业家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家就是引领创新的第一动力。我国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创新型企业家群体,但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仍然不到1%,而发达国家企业的这一比例平均为2%左右。缺乏创新型企业家是未来我国创新发展面临的关键短板之一。应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和政策机制,进一步保障创新型企业家的权益,培育能够滋养创新型企业家的社会土壤,使创新型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

一、新时代呼唤创新型企业家

(一)企业家是引领创新的第一动力

随着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更加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与科技不同,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没有商业化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不能称之为创新。而这种商业化价值的实现恰恰根植于市场机制,需要依靠创新型企业家的智慧和贡献。正如创新经济学鼻祖熊彼特所言,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创新的最关键力量,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创新型企业家不仅善于将新的发明创造或者创意思路转变为经济效益,而且可以通过对研究开发活动的持续投入产生新技术,甚至参与一部分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研究并创造出科学成果,从而使原本被视为“外生”的科学发展和技术成果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内生”产物,实现“科技-商业化-科技”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如果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那么企业家就是引领创新的第一动力。

(二)新时代企业家亟需转型升级为创新型企业家

在当前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从需求还是供给角度分析,我国企业家群体都应该向成为创新型企业家的方向努力奋进,这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到企业家自身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抉择。

从我国发展的内在需求来看,消费者需求特征正在从大规模、同质化走向高质量、个性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初中期企业家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那么到了今天的新时代,企业家则需要更多的创新精神,需要更注重于提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样化、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看,一方面,世界正处于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孕育期,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创新的机遇期正在到来;另一方面,个别国家挑起贸易摩擦,技术封锁愈演愈烈,我国企业不得不致力于掌握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企业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迎接挑战,逐步实现自身从传统企业家向创新型企业家的转变。

二、创新型企业家的内涵、特征与本质

(一)创新型企业家的经济学含义

马克·史库森(2005)把企业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套利型企业家,他们通过将生产资源或产品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之间转移而获利,促使市场从不均衡走向均衡状态;二是创新型企业家,他们致力于创新活动,通过开发新技术或新产品拓展出新市场,打破旧的市场和产品生产过程。美国学者拜格雷夫将这两种企业家对经济活动的作用结合起来,把企业家通过创新打破市场均衡、然后又通过套利促进市场均衡的循环往复过程定义为企业家过程,形成了对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全面理解。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尽管套利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家的作用都不可忽视,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创新型企业家。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的过程从长期来看终究还是一个人类不断推动技术进步、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结果。

(二)创新型企业家的定义与主要特征

结合上述分析,创新型企业家可以定义为:主导或组织研发及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创新生产或商业模式、开拓新市场等活动,创造市场价值的企业控制者和决策者。这一定义至少包含三个要素:一是要直接组织和引领企业的创造性活动;二是要创造市场价值;三是企业家必须是企业的真正控制者和决策者。

创新型企业家身上往往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这就是他们区别于普通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典型人力资本特征。管理学家杰弗里·戴尔和克里斯滕森等认为,创新型企业家包含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善于联系,能够将看似无关的问题或来自不同领域的想法整合起来,产生新思路、新创意;二是善于提问,创新型企业家常常不断提出各种挑战常识的问题;三是善于观察,往往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一些潜在的市场机会;四是勇于实验,把整个世界都当作自己的实验室,不断优化新创意和新产品;五是建立交流网络,经常与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士进行交流探讨,激发灵感,验证新想法、新观点。

(三)市场机制和文化氛围是培育创新型企业家的关键

创新型企业家群体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指令培养出来的,而是在相对自由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创新文化共同构成的“土壤”中滋养而生的。当然,政府可以通过优化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创新型企业家成长发挥积极作用。

创新型企业家是伴随着历史上几次科技和产业革命而产生的一个群体,这些科技革命无一不是来源于市场经济国家。正如熊彼特和鲍莫尔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市场机制的最根本特征不在于通过均衡实现静态的福利最大化,而是通过激发创新来极大地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型企业家作为创新活动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同时,一个不断创新的经济体也会在长期积淀中形成敢于挑战、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这种文化氛围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甚至形成一种创新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使创新型企业家层出不穷,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之源。

三、我国创新型企业家群体的现状

(一)我国已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创新型企业家群体

目前关于创新型企业家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标准,一个相对简洁的办法是从创新型企业的数量来大致推断创新型企业家群体数量。根据2014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结果,在我国64.6万家规模以上企业中,有26.6万家企业开展了创新活动,占41.3%。另一个更狭义的口径是高新技术企业,根据科技部的数据,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3万家。根据这些数据来判断,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创新型企业家群体。当然,我国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也反映出创新型企业家群体的国内外差距。差距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

(二)我国创新型企业家的类型

在改革开放40年的市场经济实践中,我国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创新型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各有其亮点,按照创新链条的不同环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技术创新型企业家。其特点是将核心和关键技术视为企业安身立命之本,敢于对未来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新技术进行预先研究,对技术发展趋势具有前瞻性的敏锐眼光,典型代表是华为技术公司的任正非。二是管理创新型企业家。其特点是善于通过创新管理模式来提升企业效率,这意味着要不断革新内部组织模式,避免大企业病的产生和蔓延,保持企业的活力和员工的积极主动性,典型代表是青岛海尔集团的张瑞敏。三是商业模式创新型企业家。这一类企业家充分利用我国人口众多、市场庞大的优势,引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对效率较低的传统商业模式进行“创造性破坏”,并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典型代表是阿里巴巴的马云。

除了这些已经成功的创新型企业家,我国还有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创业者。2017年,新注册企业高达607.4万户,平均每天新设1.66万户。2018年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在这些新企业中,与创新有关的领域占比越来越高,海外留学归来的高学历创业者也越来越多。假以时日,这一批充满激情的创业者很有可能成长为未来中国创新型企业家的主力军。

(三)创新型企业家培育政策呈现“地强央弱”格局

在中央政府层面,目前还没有形成专门针对创新型企业家培养培育的政策体系,但是在相关的政策文件中已经明确了这一导向。2017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支持企业家创新发展,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不过,这个政策文件并没有明确提出创新型企业家这一概念,而且也缺乏后续的实施细则和可操作措施。相比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在几年前就已经明确提出要重点培养创新型企业家,而且陆续制定出台了一批实施细则。例如,早在2012年湖南省就在国内率先提出实施“创新型企业家培育计划”。之后,四川、安徽、江苏等地先后制订了各具特色的创新型企业家培养计划。典型政策措施包括组织开展培训、给予实践锻炼机会、直接或间接给予资助、做好人才服务等。总体而言,创新型企业培育政策体系呈现出“地强央弱”格局,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省份在制定创新型企业家培养计划方面更加积极。

四、制约创新型企业家成长的突出问题

(一)市场资源配置扭曲使企业家更倾向于套利而不是创新

由于改革不到位、政府过度干预等原因,“畸形”的套利机会仍大量存在。2015年我国房地产业、煤炭工业、石油化工工业的利润率分别为15%、9.6%和7.5%,上市银行的净利润率基本都在30%左右,而高技术产业利润率只有6.4%.在这种扭曲的市场资源配置情况下,许多企业家从制造业转向了虚拟经济领域。近年来,随着去杠杆、合理整顿金融秩序和“房住不炒”等重大政策措施的实施,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双创”的蓬勃发展,市场资源扭曲配置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但是要彻底解决尚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二)企业家创新权益不能完全得到保障

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尽管知识产权法律、政策和执法环境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对知识产权侵权还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尤其跨区域的监管和执法仍是难点。其次,某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创新创业积极性。率先成功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常常会面临一些虚假宣传、恶意诋毁、扰乱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行为,有的大企业还利用自身的市场和信息优势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行打压,这些行为都不利于创新型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三)创新型企业家在政策制定中作用发挥不足

一是参政议政的机会尚有待进一步增加。近几年,我国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越来越多,非公企业党组织应建已建率达99.9%。但是,民营创新型企业家在党的代表大会中所占比例不大。在十九大的2287名党代表中,有148位企业负责人代表,其中只有27位来自民营企业。二是企业家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仍不够。各部门创新政策的制定仍以政府官员以及相关研究机构为主导,企业家更多的是政策的接受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少话语权。

(四)国家层面对创新型企业家人才缺乏系统性培养和鼓励政策

尽管许多政府部门曾明确表示,“要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但是从国家层面的各类人才计划和政策来看,与创新人才相关的政策还是主要集中在科研人才上,对创新型企业家还没有力度较大、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在实际调研中,民营企业家反映,与政府官员、高校科研院所人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等“体制内”人员相比,民营企业家在交流、培训、学习等人才政策方面仍缺乏公平机会。

(五)缺乏崇尚创新型企业家的文化与社会氛围

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企业家一直是比较轻视的,而且也缺少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正如中粮集团原董事长宁高宁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做买卖的文化,搞企业就是搞买卖,没有长远的产业心态,没有技术创新、产品至上的心态。”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美国的差距要大于科技实力之间的差距。此外,创新型企业家也需要进一步得到整个社会和新闻媒体的宣传和肯定。

五、推动创新型企业家发展的对策建议

培育创新型企业家的根本在于完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此外,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特殊时期,可以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实施一些阶段性的扶持政策,为创新型企业家发展提供助力和动力。

(一)建立更加有利于创新型企业家成长的市场环境

一是要继续实施稳定房地产市场、整顿金融秩序等大政方针,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对创新活动的市场内在激励机制,降低创新型企业家的机会成本。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资本运营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给创新型企业家更大的竞争空间,使他们能够通过参股和参与管理等方式获得帮助提高国有资本效率的机会。

(二)落实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的政策

一是要落实已有政策,制定实施细则,尽快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提高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额度,加快建立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绿色通道,探索建立跨省份的知识产权法院,集中审理不同省市区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和诉讼。二是要保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对各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尤其是针对创新型中小型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必须通过行政或司法渠道依法严惩。

(三)增加创新型企业家的参政议政机会

一是在国家重要会议中适当增加民营企业家、尤其是创新型企业家的代表名额。二是在创新政策制定中给予企业家更多的话语权。邀请创新型企业家更多地参与政策咨询和讨论过程,重点选择企业家作为征求意见的对象。当然也要注意不能以企业利益为导向制定国家政策。

(四)将培育创新型企业家作为人才政策重点之一

建议将培育创新型企业家纳入中组部和人社部人才规划和政策体系,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一项重点实施的政策内容。一是组织实施“国内创新型企业家培养计划”。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开设专门培训计划和培训班,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组织企业家出国交流,定期组织“创新型企业家”评奖,重点奖励中青年企业家。二是优化“海归”及外籍创新型企业家服务体系。进一步打造服务“绿色通道”,建立专业的服务机构,帮助来华投资或创业的企业家了解和申报优惠政策,并协助办理移民、居住证、保险、子女教育等事务。

(五)逐步形成崇尚创新型企业家的文化氛围

一是正面宣传创新创业文化,并逐渐渗透到学校教育中。要鼓励年轻人有梦想、敢于挑战、敢于创业,从政策制度设计上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二是引导媒体多宣传创新型企业家。在主流媒体设置宣传创新型企业家的专栏或专题报道,对国内遵纪守法、开拓进取的典型创新型企业家进行正面宣传,引导全社会尊重创新型企业家、学习创新创业精神。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田杰棠)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印发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按照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近期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2050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

《规划》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要按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管长远的制度框架,制定见实效的重大政策,坚持积极应对、共建共享、量力适度、创新开放的基本原则,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规划》明确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目标,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基础持续巩固,财富储备日益充沛,人力资本不断提升,科技支撑更加有力,产品和服务丰富优质,社会环境宜居友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2022年,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2035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到本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备。

《规划》从5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工作任务。

一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通过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通过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优化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水平。

二是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通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高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加充分就业,确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源总量足、素质高。

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立和完善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多渠道、多领域扩大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四是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技术创新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全面提升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智能化水平。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加大老年健康科技支撑力度,加强老年辅助技术研发和应用。

五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环境,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构建家庭支持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形成老年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规划》要求,坚持党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的领导,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抓、负总责,强化各级政府落实规划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组织协调机制。推进国际合作,推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对话和项目对接。选择有特点和代表性的区域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综合创新试点。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实施监管和考核问责制度,强化对规划实施的监督,确保规划落实。

国办印发通知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突出抓好耕地保护、地力提升和高效节水灌溉,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切实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基础。

《意见》提出,要坚持夯实基础、确保产能,因地制宜、综合治理,依法严管、良田粮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等原则,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到2022年全国建成10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以此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2035年全国高标准农田保有量进一步提高,不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基础。

《意见》强调,要构建集中统一高效的管理新体制。一是统一规划布局。修编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集中力量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高标准农田。二是统一建设标准。研究制定分区域、分类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及定额,健全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标准。三是统一组织实施。及时分解落实高标准农田年度建设任务,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四是统一验收考核。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要求,进一步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制度,强化评价结果运用。五是统一上图入库。建立农田管理大数据平台,把各级农田建设项目各阶段相关信息上图入库,建成全国农田建设“一张图”和监管系统。

《意见》明确,要强化资金投入和机制创新。建立健全农田建设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农田建设作为财政支出重点事项。发挥政府投入引导和撬动作用,完善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益使用机制。开展绿色农田建设示范,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县示范。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确保建成的工程设施正常运行。

《意见》要求,农田建设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大基础支撑,推进农田建设法规制度建设。严格保护利用,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要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加强风险防控和工作指导,强化农田建设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

肖亚庆: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日前,“第十九届中国年度管理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肖亚庆出席并发表演讲。

肖亚庆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党中央对市场监管体制进行顶层设计,决定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突出了市场监管在政府架构中的重要作用,为市场监管现代化提供了体制保障。总局整合了原国家工商总局、原国家质检总局、原食药总局的职责,国家jb聚博诚信网投网址的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商务部经营者集中审查以及国务院“双打办”等职责,是一个综合监管和综合执法机构,具体监管领域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涉及企业的市场准入,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计量、标准、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方面的监管,以及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下属药品监管局和知识产权局两个国家局,负责药品监管和商标、专利知识产权的注册和保护。市场监管总局将不断加强和改善市场监管,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一是围绕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进一步扩大商事制度改革效应,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市场经济就是大运动场,要实现公平竞争,首先要让企业便捷进入市场。近年来,按照“放管服”改革部署,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新增市场主体持续增长,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对“稳就业”发挥重要作用。今后,要围绕减少审批、提高效率,向改革要活力、要动力,在改革生产许可制度、认证认可制度、企业退出机制上有新突破。

二是围绕提振内外资企业发展信心,进一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围绕人民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热点司题,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规范企业行为,加强教育、殡葬、养老、水电气暖等民生领域收费监管,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力度,特别是把规范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垄断行业扭曲公平竞争行为作为重中之重。

三是围绕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进一步严守安全底线,营造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我国有近14亿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人群,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当前,我国消费环境仍有一些薄弱环节,制约着消费潜力的释放。今后,要强化消费者至上的理念,维护好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倒逼产品、服务质量提升,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四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企业是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提供者,抓质量关键要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这些质量基础设施是国际经贸规则的通行语言,市场监管部门要找准切入点,在打造质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产业链水平、服务中小企业上下功夫,要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和社会公信力。

五是围绕市场监管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监管规则,创新监管政策。维护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要在学习研究市场发展规律、企业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监管规则,创新监管政策。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竞争政策的讲话精神,从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竞争政策的重要意义,系统研究市场竞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构建我国竞争政策体系,为实施竞争政策提供基本遵循,为市场监管提供政策框架,落实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要求,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贾康:应对金融科技挑战 推进监管体系创新

所谓金融科技这个“Fin-Tech”,在汉语语境里,如果把它称为“科技金融”可能更合乎逻辑,因为我们讨论的实际上还是金融问题——科技的创新落在金融上,那么可以使金融插上这个高科技的翅膀,在服务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方面,使它的功能作用如虎添翼。但是这个科技金融的发展,显然也对相关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知道金融是具有“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和作用的,但是它又具有特定的风险特征。

怎么样防止金融这个国民经济的心血管系统、这个有核心功能的体系,不在某种情况下变成“空心”,已经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中国和世界都如此。近几十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和整个世界经济互动里,已经看得很清楚,现在出现一些危机局面,已经不再按过去传统经济学的描述称为“生产过剩危机”,而是实实在在的“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国家局部出现的“跑路事件”也是资金链断裂的危机,等等。谈到这样的危机因素,在实际生活中首先要肯定,中国是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和处理了一系列国内局部危机局面的。在最近几年,中央最高决策层又非常重视防范包括金融风险的系统性风险,把它列为攻坚战之一。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探讨应对科技金融挑战的这个监管体系的创新,怎么样支持 “金融安全”,试在五个方面做出一些初步概括。

第一,要不失时机地把推进监管体系创新,放在一个认识、跟踪科技金融创新动态的过程中,密切关注科技金融在发展中可能的突破口,而且要研究提出监管的预案,和我们自己可以主动作为的这样一些预想方案,要把这个方面作为我们监管部门重大的战略部署之一。我听到的消息是,央行对于比特币、数字货币高度重视,有专门的中心和团队在做相关的研究。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必要的,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研究,和未来可能的监管场景结合着做种种积极探讨。

第二,监管体系创新要积极总结在所谓“互联网+”取向上已有的防范风险的经验教训。广义的互联网金融,就是已对接到现在的科技金融这个概念上,在现实生活中应该首先肯定它一系列成功之处。这个科技金融也就是互联网+概念之下,于金融领域运用高科技的一系列创新手段。前些年已知道的华为在撒哈拉以南区域,利用自己的装备供给能力和服务能力,跨过门店银行发展阶段,直接在那个区域开发了手机银行系统的运行,这就是互联网+的科技金融实例——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是广义科技金融的成功案例。在阿里公司、腾讯公司他们的移动支付终于成了气候的情况下,非常值得肯定,是使中国广大的社会公众,包括所谓草根层面的社会成员,都可以非常便捷地享受到金融结算、金融服务带来的实际生活中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效应。还有就是像阿里等一些创新前沿上以科技手段控制风险可持续运行的网上小贷,已经有不少创新企业在积极从事这样的金融服务。各种新的金融服务形式,还在不断发展。

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是很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像手机扫码的移动支付,不仅是非常便捷地使大家得到了金融服务,老百姓在街头可以用手机一扫就买煎饼果子,使外国人惊呼中国人好像是以此跨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一般的老百姓都可以在这个层面上一下子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还派生出来了那些很细小的“碎银子”的增值水平,比存在银行要明显高出来一块,而且可以非常清晰地告诉你每天增值是多少——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一些数额,但是这种服务,可是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它们怎样在这里面控制风险呢?像阿里公司,非常重视,有重金投入,在海量交易形成的情况下,也保证极低的移动支付误差率。实际生活中,很少听说哪个支付宝或者哪个腾讯微信扫码出现了失误。虽然也不排除个别的一些情况,但是总体来说,社会成员感觉它们是安全的。这不就是一个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值得看重、应继续总结的经验点吗?

在另外一个方面,要高度重视负面的教训。比如大家现在都已经感觉必须进一步总结教训的P2P,连续的爆雷,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些非常不好的金融诈骗行为,牵涉不少社会成员。虽然我们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出现,因为创新是不可能万无一失的,但毕竟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类似于P2P这样科技金融名义之下风险连续爆发的实际案例。在前面专家发言里,已经说到,很多地方现在不得不明确宣布在自己辖区之内对P2P完全取缔。这相关的风险防范方面的教训,更是必须认真总结的。当然,我个人现在仍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P2P在其网上众筹这个概念下的这种创新,就完全没有希望了,但至少现在来看,它更多地体现出人们在没有足够能力防范风险的情况下,对之一定要慎之又慎。

第三,监管体系的创新要坚持“发展创新中规范”与“规范中发展创新”这两个概念的合理权衡。其实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克强总理所强调的对创新事物的“审慎包容”,是一定要放在最前面的,后面跟着的,则需要使防控风险能够紧紧跟着审慎包容,观察创新进程,把它们合理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得承认,公权在手的管理部门,最得心应手的管理,是一下子把事情死死按住,什么都不许动,似乎这就是政绩。但实际上按照这样一个简单的思维方式,非常容易出现另外一种偏向,就是在怎么强调防范风险都不过分的氛围中,可能因为防控风险而产生新的风险——这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封死了现实生活中一些必须有的试错和创新弹性空间,看起来你是在积极贯彻中央的攻坚战方针,看起来你在出政绩,实际上却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是实际上把我们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悬在了半空,无法实际推行。

实际生活中大的顺序,仍然是应该强调,在看不准的创新领域,首先还是审慎包容态度指导之下的“发展中规范”,后面跟上的,当然是紧密观察以后,感觉八九不离十的时候,一定要该出手时就出手,强调“规范中发展”。这两个基本概念都非常重要,其界限客观地讲,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模糊的——比如P2P,有人在责怪为什么不早点出手防范它的风险。这个责怪当然有道理,但是你说什么时候就恰如其分?大家都认为就是这个时机该出手?很难取得一致。

总体来说,大的顺序上却不能因此就强调,越注意控制风险,就越是在看到什么风险点时,上去先把它封死,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应有态度。中央强调的防范“系统性风险”是一个很科学的概念——金融和经济生活中风险点无处不在,你说我看到什么貌似风险的端倪,就上去把它封死,当然这可以认为是你监管部门的政绩,但实际上却违背了总体来说中国现代化进程里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这样一个基本方针。所以,要摆好这种关系,我认为是要反复探索的,要在动态中把它落在实处。比如最近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讲话强调,对区块链要高度重视,要作为重要的创新突破口。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实质问题是允许这方面要做一些必要的试错,走向成功,要允许在一定的弹性空间里去逐步琢磨怎样能够兴利除弊,有效防范风险。这是第三层。

第四层基本看法,是应强调监管体系的创新,要坚持与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相结合。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所谓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我觉得已经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发展以及在其复制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好的表述,最概括地说,对企业的创业创新活动叫做“负面清单”,只要不碰这个负面清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法无禁止即可为。在政府作为监管、调控的主体角度来说,正好反过来了,政府的方面应该是“正面清单”,并不是你想做什么都有道理的,不是说你怎么调控都是在履行你的职责,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要有权必有责,要有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

当然,这么好的原则,真正贯彻落实并不容易,但无疑这是一个大方向,而且这也是金融科技创新中间推进监管体系创新建设的大方向。监管的法规,就应该是在审慎包容前提之下积极稳妥、由粗到细地来形成。在某些创新领域里出现政府不太好理解的行为,先别简单把它加以否定。比如互联网+创新里,前面一段时间大家看到很多的企业在那儿“烧钱”,它烧的什么钱呢?主要来自于风投、创投、天使投出的钱,不是你政府出的纳税人的钱。这时候你就得审慎包容地看一看:烧钱的结果是成功率很低,但成功的企业可以一飞冲天,“没有翅膀的猪”也冲上天去了,而且虽然出现了现在大家说的BAT+京东+苏宁等几个寡头垄断的格局,但带出的却是过去在寡头垄断概念之下认为带不出来的于穷乡僻壤都可以出现的淘宝村、淘宝街,带动了很多的小微企业、草根层面创业创新活动的兴起,和很多区域我们希望它出现的景气和繁荣。这样的一些经验,在实际生活中间,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个概念之下,我们还得进一步总结。于法律、法规的具体形式上怎么把握好这方面的要领,涉及一些弹性空间里的潜力发挥,我们必须承认还跟机制有密切的关系。

成了气候的腾讯微信所用的原创技术,来自境外,当年这个原创技术不光是腾讯注意了,中国移动也注意了,作为这么举足轻重的央企,它早早注意之后推出的飞信,跟那个微信是一个原创技术,但是实话实说,国企机制上虽在一些方面有比较优势,但是在这种“烧钱”的创新方面,就是比较劣势,很难按照它的决策程序坚持走完这个冲破瓶颈期的烧钱过程——后来中移动的飞信就没能做大,但腾讯在很痛苦的情况下挺过来了,风投、创投、天使投资使它最后真的在这方面创新成功了。这种机制,值得我们今后进一步注意。民企、国企总体来说寻求共赢发展,但是在某些领域的创新里,他们的机制不同,确实会带来这方面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也要有所考虑的一些区别对待。

再有就是第五条,监管体系创新中监管科技的创新要努力紧紧跟上来。数字经济时代概念下,我们早就有这方面的所谓“政府信息化工程”安排,十几个“金字号”工程在朱镕基总理任职期间就明确提出了,而且这十几个金字号工程一期、二期、三期往下的发展,是要走到所有这些金字号工程能够联网,现在技术上来说,越来越对这种联网有支撑力,所以要克服信息孤岛的内在倾向,把技术方面的潜力空间用足。这些金字号工程继续动态发展过程中间,有些事情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琢磨了:比如中央高度重视的区块链,按现在技术专家介绍,它的特点是点对点,所谓去中心化,就是自治化,依靠那种特定的算法算力,在点对点自治化的情况之下可以形成信任,那么似乎我们监管部门就没有必要直接介入到它具体运行的层面。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要考虑、关注相关的数据环境安全的问题,政府必要的信息服务的问题——比如老百姓都听到有区块链的概念,而什么是真区块链,什么是假区块链,这个区块链在发展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诈骗行为?

这当然就需要我们比照前面P2P的经验教训,在事先就要有所考虑,技术上要做有利于监管体系的创新,硬件软件都要准备经受考验。

要情文摘

金融行业将从五方面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关系

近日,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和江西银保监局调研时指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要加大对国内外金融形势的分析研判,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问题】近年来,金融系统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做好“六稳”工作,齐心协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8年,我国住户部门债务水平上升趋势有所放缓,个人住房贷款的较快增长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短期消费贷款在经历2017年的异常增长后企稳回落,经营贷款增速小幅回升,互联网金融行业个人贷款增速有所减缓。然而,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际上,世界经济增速“见顶回落”的可能性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加剧,不确定性上升。在国内,经济运行周期性、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金融风险正在呈现以下一些新的特点和演进趋势:

首先,重点领域风险仍然较高。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规模大,公司信用类债券违约压力较大,房地产市场风险可能在某些区域显现,并可能传导至金融机构。

其次,重点机构和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增量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存量风险仍然比较突出。个别金融控股集团、农村金融机构风险可能暴露,互联网金融特别是网络借贷风险仍需关注,非法集资形势仍然复杂。

最后,金融市场异常波动风险不容忽视。金融市场对外部冲击高度敏感,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稳定承压,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交叉传染可能性加大。

【对策】郭树清在调研时指出,未来要加大对国内外金融形势的分析研判,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推动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差异化服务能力,努力支持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和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实施,进一步做实普惠金融,改进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二是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股权管理,加强对股东的穿透监管,防范道德风险。坚持问题导向,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坚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进行改革重组。

三是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整治各种违规金融行为,坚决打击各种非法集资活动,继续拆解影子银行,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倾向,主动配合地方政府整顿隐性债务。

四是夯实资本市场基础。支持直接融资发展,加快银行理财转型,整顿规范信托机构,推动补充养老保险业务发展。

五是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多领域对内对外开放,推动内外资金融机构更密切合作,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活力和竞争力。

我国将健全落后产能依法退出长效机制

日前,工信部在广西南宁召开部分地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经验交流会,明确下一阶段完善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社会举报监督机制等工作制度,健全落后产能依法退出长效机制。

【问题】2019年,全国各地持续推动《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7〕30号)落实,发挥牵头作用,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加强工作部署和督促落实,推动落实能耗、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和标准,巩固深化部门淘汰落后产能协同推进机制和落后产能法治化退出机制,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通过督导检查仍然发现,部分地区还存在政策认识不到位、举报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工作推进不及时、监管自查遗留盲点等问题,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督导检查发现,部分地区优胜劣汰去产能机制不顺畅,部分地方政府仍采用财政补贴、放松环境监管、协调银行贷款等方式保护本地低效率企业(僵尸企业)。无论煤炭行业一刀切限产量的做法,还是钢铁行业一刀切的去产能任务层层分解的做法,这些做法虽然能显著提升行业景气,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低效率企业创造了生存空间。这些都使得低效率的企业更难以被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赶出市场。

破产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化解过剩产能最为重要的金融和法律途径,在出现较为严重产能过剩时,随着竞争的加剧,大量低效率的企业会因资金链断裂、难以偿还债务本息、资不抵债等情况触发破产机制,从而被清理出市场。而在我国,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破产这一化解过剩产能的重要途径严重受阻:第一,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企业,一方面,干预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迫使金融机构为已陷入破产危机的企业继续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司法,阻碍银行和其他债权人通过法律途径追讨到期债务,对于债权人对于本地企业的破产诉讼不予立案或尽量拖延,甚至直接干预破产程序帮助本地企业免予破产清算。第二,企业账目不清、甚至给贷款银行提供假账,加之国内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弱,有些企业已处于资不抵债且经营困难时,金融机构或其他债权人却无从知晓,仍为这些企业提供大量贷款支持。第三,国内金融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各级金融机构负责人都不愿意已发放贷款在任内变成坏账,往往对于一些已资不抵债或已不能偿付债务的企业网开一面,不及时诉诸于破产诉讼。第四,我国《破产法》等法律法规与执行机制不完善,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够,债权人往往很难通过破产诉讼保护自身权益,这使得银行或债权人主动采用这一法律手段的意愿下降。第五,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处置破产清算企业不良资产的途径少,采用资产证券化或者投资银行业务手段处理不良资产时,在政策和法律方面仍受到较多限制,降低了债权人采用破产诉讼的意愿。

【对策】会议通报了2019年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及督导检查情况,交流了各地经验做法,针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研讨了下一步整改措施和工作安排。会议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做好下一阶段工作。

一是针对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明确整改目标和时间进度,逐项销号,切实通过问题整改推动工作。

二是完善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社会举报监督机制等工作制度,健全落后产能依法退出长效机制。

三是更好发挥要素激励约束作用,推动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倒逼落后产能改造升级和转型退出。

四是深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加强产业政策执行力度。

五是要积极开拓创新,根据地方实际创新方式方法。

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效果正在日益显现

今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各部委接连出台了有关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11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2019年版负面清单共列入事项131项,相比2018年版负面清单减少事项20项,缩减比例为1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此前,国务院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政策背景:改善营商环境,增加国际竞争力,中国展现了不少诚意。“放管服”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炉、外商投资法自明年1月1日起实施、全年超2万亿元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北京在本月发布营商环境改革3.0版,金融业在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开放举措,包括放开外资持股比例上限、取消QFII/R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限制,一系列动作都显示了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正在不断加速。地方层面的改革举措也在加速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地方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年度《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在去年大幅提升32位的基础上,今年再次提升15位至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政策内容:《条例》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要尊重、保护、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创业,更要从金融机制增加投资,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通过一些服务平台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和门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促进外商投资,平等对待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条例》提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确定监管方式和标准规范,坚守安全和质量底线;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或者处置,促进规范健康发展,严禁以创新的名义实施违法行为。《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发挥。

政策意义: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我国有效地开展招商引资,并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也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客观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国民经济增长动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意见》聚焦知识产权保护现实问题,旨在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和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是新时代中国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纲领性文件。随着负面清单越来越短,开放领域越来越多,通过简政放权,推动市场化营商环境改善的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中国大力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简称)改革,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推进营商环境明显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政策影响:随着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跑出加速度,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外资也持续流入。今年前10个月实际使用外资总体保持平稳增长,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3407家,实际使用外资7524.1亿元,同比增长6.6%。总体看,我国今年利用外资保持了稳中有进的态势,预计全年吸收外资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定。资本市场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吸引境外中长期资金入市。今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其中流入股票市场超过2400亿元,显示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信心。近年来,我国的营商环境持续得到优化,特别是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与国际接轨,扩大金融开放与外商直接投资等等,都是吸引外资的优势所在,也是外资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

政策建议:营商环境改革永远在路上,未来要大踏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改革,以全球最佳为导向,以开放促改革,打造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按需施策、务求实效,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政策获得感和满意度;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施策,持续优化中国营商环境。在继续提升营商便利度、改善基础设施等“硬条件”的同时,要在政策的透明度、法治保障、市场化程度等“软环境”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将营商环境工作推向深入。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实现简政从“减事”向“减负减支”延伸、放权由“下放”向“放开放活”转变。全面推进放管有机结合,实现由“严进宽管”转向“宽进严管、公平公正、包容审慎”的新型监管。进一步拓展优化服务范围,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公用事业服务水平和社会公共服务质量。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助力经济释放新动能

近日,中国政府网正式公布《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第一个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出台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的发布,可以说是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不断深入落实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政策背景: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和国际舆论一致“点赞”。今年7月,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显示,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以第14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力压排名第15的日本,并成为排行榜前20名中唯一的发展中经济体。近段时间以来,通过商标法、专利法等一系列基础性法律的修订工作,我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等一系列新措施、新手段,走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路子。目前,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如何一视同仁地保护在我国从事合法经营活动的各类外国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成为业界和学界高度关注的课题。无论是警方的严格执法、厂商的真挚谢意还是舆论的高度关注,都展现出了各界对知识产权“同保护”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坚定维护各类市场主体正当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政策内容:刚刚发布的《意见》提出了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政策导向。《意见》强调建立健全社会共治模式,充分调动各类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培育和发展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和公证机构;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自律和信息沟通机制;引导代理行业加强自律自治,全面提升代理机构监管水平。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强化打击侵权假冒犯罪制度建设,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政策“铁拳”,为新一阶段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台的《意见》,还用了专门的一个部分,重点关注如何同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知识产权,健全涉外沟通机制,塑造知识产权“同保护”优越环境。

政策点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要想发展科学技术,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更加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将释放出无穷的新动能和新活力。在《意见》有关内容逐步落实后,外国企业在中国将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未来,随着《意见》提及的“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等重要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还将更加体系化,制度化。

政策建议:知识产权保护的普遍性和专业性,意味着这不能只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而是需要全社会的有识之士共同形成“合力”。在《意见》推动下,未来多层级、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望逐渐成型。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篱笆,也成为贯彻知识产权“严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外国企业纷纷“走进来”的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也在加快。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如何解决知识产权方面的“痛点”和“难点”,也是知识产权“同保护”工作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未来应进一步改善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出台一系列实际举措,推动我国权利人合法权益在海外依法得到同等保护。

国务院多举措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

近日,为更好发挥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作用,做到有保有控、区别对待,促进有效投资和风险防范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号)。

《通知》指出,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资本金制度,合理确定并适时调整资本金比例,是促进有效投资、防范风险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供给结构的重要手段。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六稳”工作和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求,更好发挥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作用,做到有保有控、区别对待,实现有效投资和风险防范紧密结合、协同推进。《通知》就加强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工作提出四个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进一步完善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明确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适用范围和性质,分类实施投资项目资本金核算管理,按照投资项目性质,规范确定资本金比例。

二是适当调整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项目,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由25%调整为20%。机场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维持25%不变,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维持20%不变。其中,公路(含政府收费公路)、铁路、城建、物流、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领域的补短板基础设施项目,在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但下调不得超过5个百分点。

三是鼓励依法依规筹措重大投资项目资本金。对基础设施领域和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鼓励项目法人和项目投资方通过发行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筹措不超过50%比例的项目资本金。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统筹使用本级预算资金、上级补助资金等各类财政资金筹集项目资本金,可按有关规定将政府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

四是严格规范管理,加强风险防范。项目借贷资金和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股东借款、“名股实债”等资金,不得作为投资项目资本金。筹措投资项目资本金,不得违规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违反国家关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相关要求。不得拖欠工程款。金融机构在认定投资项目资本金时,应严格区分投资项目与项目投资方,对资本金的真实性、合规性和投资收益、贷款风险进行全面审查。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

近日,为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突出抓好耕地保护、地力提升和高效节水灌溉,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切实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基础。

《意见》提出,要坚持夯实基础、确保产能,因地制宜、综合治理,依法严管、良田粮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等原则,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到2022年全国建成10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以此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2035年全国高标准农田保有量进一步提高,不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基础。

《意见》强调,要构建集中统一高效的管理新体制。一是统一规划布局。修编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集中力量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高标准农田。二是统一建设标准。研究制定分区域、分类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及定额,健全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标准。三是统一组织实施。及时分解落实高标准农田年度建设任务,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四是统一验收考核。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要求,进一步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制度,强化评价结果运用。五是统一上图入库。建立农田管理大数据平台,把各级农田建设项目各阶段相关信息上图入库,建成全国农田建设“一张图”和监管系统。

《意见》明确,要强化资金投入和机制创新。建立健全农田建设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农田建设作为财政支出重点事项。发挥政府投入引导和撬动作用,完善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益使用机制。开展绿色农田建设示范,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县示范。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确保建成的工程设施正常运行。

《意见》要求,农田建设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大基础支撑,推进农田建设法规制度建设。严格保护利用,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要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加强风险防控和工作指导,强化农田建设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

国务院: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近日,为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务院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准确把握“长久不变”政策内涵。一是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长久不变。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和不断丰富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推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和发展;二是保持农户依法承包集体土地的基本权利长久不变。要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强化对土地承包权的物权保护,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不断赋予其更加完善的权能;三是保持农户承包地稳定。农民家庭是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定主体,农村集体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内农民家庭承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

《意见》稳妥推进“长久不变”实施提出四项措施。一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对少数存在承包地因自然灾害毁损等特殊情形且群众普遍要求调地的村组,届时可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由农民集体民主协商,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在个别农户间作适当调整,但要依法依规从严掌握。

二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从第一轮承包开始保持稳定长达七十五年,是实行“长久不变”的重大举措。现有承包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由农户继续承包,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以各地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为起点计算。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为基础,已颁发的土地承包权利证书,在新的承包期继续有效且不变不换,证书记载的承包期限届时作统一变更。对个别调地的,在合同、登记簿和证书上作相应变更处理。

三是继续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为避免承包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经营规模不断细分,进入新的承包期后,因承包方家庭人口增加、缺地少地导致生活困难的,要帮助其提高就业技能,提供就业服务,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因家庭成员全部死亡而导致承包方消亡的,发包方应当依法收回承包地,另行发包。通过家庭承包取得土地承包权的,承包方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

四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权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机制。维护进城农户土地承包权益,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对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权或将承包地退还集体经济组织,也可鼓励其多种形式流转承包地经营权。对长期弃耕抛荒承包地的,发包方可以依法采取措施防止和纠正弃耕抛荒行为。

为切实做好“长久不变”基础工作,《意见》提出,一是做好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长久不变”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依据;二是完善落实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体系。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充分发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各自功能和整体效用,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平等保护的格局。深入研究农民集体和承包农户在承包地上、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中的权利边界及相互权利关系等问题,充分维护农户承包地的各项权能。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健全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度,探索更多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有效途径;三是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法律政策。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政策,抓紧修改相关法律,建立健全实行“长久不变”、维护农户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的制度体系;四是高度重视政策宣传引导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各新闻媒体要积极发挥作用,做好“长久不变”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及时、充分、有针对性地发布信息,使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群众全面准确了解党和国家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

内部报告

特朗普税改红利殆尽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通过了《减税与就业法案》,是80年代里根政府减税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该法案大幅降低了美国企业所得税,并对美国企业留存海外的利润进行一次性征税,其中现利润的税率为15.5%。同时,开始正式推行“属地制”征税原则,即未来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将只需在利润产生的国家交税,而无需向美国政府交税。而此前,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利润仅在汇回美国时才从属于美国税制。税改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美国企业将现金和利润留在海外的激励。那么,这次税改带来了多少海外资金的回流?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是否起到了刺激私人投资、提振美国经济的作用?

离岸美元带来美国“股债双牛”

减税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海外企业现金回流。BEA统计显示,在税改法案通过后,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企业就汇回了超过2800亿美元的海外资金,海外企业再投资利润也出现了大幅净减少。2018年2季度至2019年2季度,虽然海外资金回流速度有所放缓,但仍然十分强劲,远超税改法案之前单季300至400亿美元的资金回流。税改后的2018和2019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共汇回接近1万亿美元的海外资金。大部分科技巨头的海外现金存量,已经受税改法案的减税利好回流至美国本土。

美国跨国巨头企业的海外资金回流,大量被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美股估值被迅速推高。美国三大股指,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屡创历史新高在很大程度上与科技巨头激增的股票回购密切相关。美国债市的牛市也与海外资金回流有一定关联。

税改法案带来的美国企业海外留存现金回流成为了影响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变量之一,减税直接导致了2018年美国对外FDI出现大幅下降。受税改驱动,2018年美国对外FDI为负600亿美元,比2017年下降超过3600亿美元,而此前十年,美国年均对外FDI超过3000亿美元。全球范围来看,2018年全球FDI为1.3万亿美元,较2017年减少近2000亿美元。可以说,2018年美国企业对外FDI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全球FDI的低迷。

而海外美元回流美国,也导致了国际市场美元的相对“紧缺”。美国减税法案通过后的两年时间里,多数主要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其中以新兴市场国家贬值幅度最大。比如,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南非兰特对美元贬值超过20%,印度和韩国对美元贬值幅度也有10%。美元回流美国的“抽水”效应也导致了许多新兴国家股票市场的下跌,同美国国债利差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减税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提振有限

值得关注的是,减税对美国私人投资的提振并不明显。2018年以来,虽然美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持续继续下行,且未出现任何反弹的迹象。也直接说明,减税对私人投资意愿的提振可能大大弱于预期。

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步伐似乎也没有因减税而停止。从耐用品订单来看,过去2年,美国耐用品订单下行趋势明显,进入2018年更是持续多月负增长。除去国防和运输设备的核心资本品订单萎缩也已持续多月,显示美国制造业的颓势仍在持续,实体经济投资不振,显示减税带来的现金没有流向实体经济。

同时,税改也没有给美国GDP增长带来明显的提升。虽然美国经济总体仍有韧性,但GDP分项波动正在增加,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税改以来的7个季度中,有3个季度美国私人投资都处于负增长状态,且同税改前相比,私人投资对GDP的贡献没有出现明显增加,消费仍是拉动美国增长的主要因素。2019年三季度来看,消费支出增长2.9%,是美国三季度增长的主要分项,净出口较二季度-5.7%的低点反弹至-0.5%,为三季度GDP提供了一定支撑,私人投资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特朗普税改的红利正在逐渐消退,而减税给美国带来的资金流入更多是暂时性的。2018年1季度至2019年2季度,美国企业海外资金回流逐季减少,正在回归减税前的水平。在海外现金存量大部分已经汇回美国、美国国内投资收益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未来企业并没有更强的动力将新增的海外利润汇回美国。而美国企业汇回利润的相当部分都被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用于实体经济投资的部分未出现明显增加。因而,减税政策在整体上对美国私人投资的提振和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很可能没有特朗普所说的那样明显。

结构性问题制约美国经济

在笔者看来,减税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提振非常有限,也没有解决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制造业衰退、基建不足等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制造业劳工技能培训不足,以及老旧的基础设施成为制约美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繁荣的主因之一。

例如,截止2019年8月,美国制造业职位空缺率高达3.6%,远高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即使通过高薪招聘,很多工作岗位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招到合适的人才,这对讲求成本和效率的制造业的影响无疑非常巨大。很多美国本土制造企业表示,即使增加制造业投资、制造业能够回流美国,带来相应的工作岗位,招到合适的熟练技能工人也是一个挑战,造成这一局面背后的原因是美国劳工技能培训的缺位。

另外,美国老旧的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在二战后的十几年迎来巅峰,但由于历史悠久以及经费的欠缺,当前美国许多基础设施的维护状况并不乐观。根据Oxford Economics的预测,在现有基建投资趋势下,2016-2040的25年间,美国基建投资的缺口将高达3.8万亿美元,是全球基建缺口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高铁网络的建设也远远落后。目前美国只有波士顿到华盛顿一条高铁,且理论最高时速241公里每小时只能在700多公里的线路上保持几分钟,平均时速远远达不到国际高铁标准,美国需要更多的基建投资来提升竞争力。然而高成本、长周期、低收益的基建投资,很难获得美国私人部门的青睐,因而减税带来的现金流,基本没有起到提升美国基建投资的效果。

综上,笔者认为,特朗普减税给美国带来的资金流入更多是暂时性的,且美国企业汇回利润的相当部分都被用于资本市场投资,实体经济投资未出现明显增加。同时,减税也没有解决美国经济中存在的基建滞后、私人基建投资意愿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因而,减税政策在整体上对美国私人投资的提振和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较为有限。

 (作者:沈建光,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城市“抢人大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2017年初以来,一二三四线的约60城先后掀起“抢人大战”,城市的人才竞争刚刚开始。“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1.城市“抢人”大战:抢人才,抢年轻人口

2017年初以来,武汉、西安、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先后掀起“抢人”大战。总的来看,本轮城市“抢人”大战主要有如下特点:

抢人区域:一二三四线城市均有涉及,海南等省也参与其中。本轮城市“抢人”大战已蔓延至东西南北,既有成都、西安、重庆、武汉等二线城市,也有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有不少三四线城市。2018年海南、四川、江西、山东、吉林、云南等若干省份也先后加入,使得“抢人”竞争更加激烈。

“抢人”对象: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包括中专生,是抢人才也是抢年轻人口。武汉、成都、天津等多数城市以引进高校毕业生为主体,同时高规格引进国际顶尖专家及各行业杰出人才;郑州、沈阳、西安、呼和浩特等不少城市把引进学历型人才的门槛降至中专,并放宽对高级工等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与此前多数城市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相比,本次“抢人”大战范围广、规模大、门槛较低,是抢人才,也是抢年轻人口。

京沪户籍政策放宽仅针对顶尖人才。北京为优秀人才引进开辟“绿色通道”,对科技创新、金融等7类人才加大引进力度,落户标准高(例如,科技创新人才年收入超过平均工资15到20倍),配偶、子女可随迁。上海提出打造“人才高峰”,向13个领域的全球人才给予“量身定制”、“一人一策”的优惠条件,高峰人才及其家属、核心团队成员及其家属可直接办理上海户籍。

“抢人”政策:“零门槛落户”及家属随迁、人才公寓、租房购房补贴、创业补贴和优惠贷款等。多数二线和三四线城市都对学历型人才完全敞开怀抱,实行“零门槛”落户、“先落户后就业”,家属随迁等。其中,多数城市对学历型人才进行大额补贴或买房打折、提供人才公寓等。针对普通学历型人才力度大的购房补贴一般在1-10万之间,力度大的租房补贴一般在1500-5000元/月之间。比如,武汉承诺大学生八折买房,临空港经开区首批392套大学生安居房以6800元/平方米出售。郑州给予青年人才首次购房一次性补贴,其中博士10万元、硕士5万元、双一流本科生2万元。从对就业创业支持力度来看,部分城市除了对高层次人才有高达百万元至上亿元的支持外,对大学生创业也给予10-100万元之间的免息或贴息贷款。而且,西安、成都等部分城市在短时间不断加码优化引才政策,比如西安从2017年3月至今已八度升级。

“抢人”目标:武汉、长沙、西安等多地提出引进百万青年人才计划。比如,2017年2月,武汉提出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工程。2017年6月,长沙提出未来五年吸引储备100万名青年人才到长沙就业创业。2018年1月,西安在前期人才新政基础上,正式实施“百万大学生留西安就业创业5年行动计划”。2018年4月,南京提出实施青年大学生“宁聚计划”,每年吸纳20万以上大学生在宁就业创业。2018年5月,海南省出台《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吸引各类人才20万人左右,到2025年实现百万人才进海南目标。

“抢人”效果:深圳、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新落户人数暴增。深圳市2017年常住户籍人口增量49.7万,较2016年增长65.7%。西安放宽高校毕业生落户政策后,2017年新落户24万人,同比增长330%;2018年政策进一步调整为大中专以上毕业生只凭身份证和毕业证办理落户,一季度已迁入户籍人口24.49万。成都市从2017年7月发布人才新政后,至2018年5月中旬累计落户已超过18.7万人。武汉2017年新落户大学毕业生14.2万人,是前一年的约6倍;2018年一季度又新增落户大学毕业生3.9万人。特别是2018年5月天津启动“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后,不到24小时就有30万人登陆并下载“天津公安”APP办理落户申请,掀起一波“抢人”高潮。

2.为什么城市“抢人”:少子化老龄化、人才竞争、高质量发展、土地财政、京沪控人

城市为什么“抢人”:1)中国少子化问题凸显,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00后比80后少约8200万。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已成事实。2)由于人口老化、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等原因,近年中国人口流动明显放缓,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向发达的大都市圈外流。3)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创新驱动根基,但人才供需“僧多粥少”。2015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远低于美英德法日韩人均12年以上的水平。4)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和京沪控人,“抢人”机遇期到来。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到1997年出生人口仍在2000万以上,之后则快速下滑至1600万左右。5)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流入增加地产需求、支撑土地财政。仅土地出让金和相关五税合计就相当于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6-7成。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盛宴的最大获益者,所得占房价的约6成。

2.1 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严峻,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

中国少子化问题凸显,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00后比80后少约7200万。由于生育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生育观念变化等原因,中国总和生育率大幅下滑至超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8,2015年为1.05,考虑到低龄人口漏登问题,当前总和生育率实际在1.4-1.6左右,不仅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5和高收入经济体的1.67。2011、2013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绝对数量先后开始下降,刘易斯拐点已过,表明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约3100万,00后再少约4100万。在未来10-20年左右,我们将看到年轻人口大幅萎缩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难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已成事实。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20%以上为超级老龄化。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1958年、1962-1973年、1982-1991年),遵从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六十多年后必然形成三次人口老龄化冲击波。中国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计中国将用24年、即于2025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9年后即2034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6.3%,到2060年后逐渐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7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亿,预计到2050达3.6亿,届时每4个人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在此背景下,多数城市均同样面临着年轻人口大幅萎缩、人口快速老化问题,但也有部分城市受益外来年轻人口大量涌入,老龄化程度一定缓解、人口依然较为年轻。2016年上海、北京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20.6%、16.4%,远超全国的10.8%,但因之前大量外来年轻人口流入,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降至13.2%、10.6%。而在深圳,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0-14岁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为13.4%,较2010年上升3.5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65岁及以上占比分别为83.23%、3.37%,分别较2010年下降5.1、1.6个百分点。深圳市人口结构虽有所老化,但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出全国1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非常低。

2.2 人口流动明显放缓,人口集聚大幅分化

由于人口老化、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等原因,近几年中国人口流动明显放缓。2001-2005年、2006-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同比年均增长分别为4.0%、8.5%,到2015-2017年则转为负增长,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降至2.44亿,较峰值2014年下降900万。在外出农民工方面,虽然其总量仍在上升,但增速已由2009-2011年的3%以上降至2014年以来的1.5%以下,特别是2015-2016年更是低于0.5%。并且,2009-2017年省外外出农民工占比从51.2%降至45.3%,基本持续下滑,表明农民工更偏好在省内流动。

在人口流动放缓背景下,中国一二三四线城市人口集聚大幅分化,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外流。2001-2010年,一线、二线、代表性三四线城市全域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3.4%、1.9%、0.6%;到2011-2016年则分别降至1.5%、1.2%、0.4%。代表性三四线城市常住人口增速已低于当前0.5%左右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这意味着其人口开始外流。并且,在二线城市内部,也有不少城市人口开始净迁出。比如沈阳2016年人口仅比2015年多2000人,哈尔滨2017年常住人口较2015年减少5万,乌鲁木齐2016年人口较2015年减少3万,天津2017年人口较2016年减少5万。

2.3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创新驱动根基

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转换到人才支撑的创新驱动。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而是浙江提倡的“以亩均论英雄”等。在之前的人口红利时代,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亲资本偏好,通过土地税收优惠开展招商引资竞争,做大GDP;在当前及未来人口红利消逝时代,随着土地和税收优惠竞争日趋规范化、同质化,地方政府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必须依赖人才,争取人才红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全国高学历人才比例虽快速上升,但人才供需仍是“僧多粥少”。1990-2015年,中国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从9.5%快速升至27.8%,其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4%升至12.4%。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2015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远低于美英德法日韩人均12年以上的水平。从适龄儿童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看,中国为13.5年,仍然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人均15年以上的水平。

城市之间高学历人才比例差异明显。2015年北京市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40%,西安、南京、厦门等超过30%,杭州、上海、郑州、广州、长沙、天津、深圳等等在20%之间,石家庄、宁波则低于20%。对于人才比例较低的城市,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争夺不可避免。

2.4 第三轮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和京沪控人,“抢人”机遇期到来

除十九大要求推进高质量发展外,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人才争夺机遇期到来。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到1997年出生人口仍在2000万以上,之后则快速下滑至2003-2010年的1600万左右。在2016年初推行全面放开二孩后,2016年出生人口回升至1786万、较上年增加191万人,但2017年出生人口较2016年减少63万人,表明第四轮婴儿潮很弱。一般而言,人口在19岁高中(中职)毕业、23岁本科毕业,加上工作前几年多未安家定居,当前至2023年前后将仍处于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的“抢人”时间窗口。

从毕业生情况看,2004-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从239万快速增至795万,预计2018年将达820万,之后将在800万以上的高位持续一段时间。研究生毕业人数从2004年的15万快速增至2017年的57.8万,后续将逐渐突破60万、甚至接近70万。此外,2017年还有48.1万各类留学回国人员,以及500多万高中未升学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多数城市均不愿错失从这难得的人才盛宴中分一杯羹的历史机遇。

并且,京沪近几年大力控制人口、广深大力承接人口外溢,引起其他城市效仿,这使得城市人才争夺战在近两年爆发。北京、上海自2013年左右开始大力控制人口,常住人口增量在2014开始明显下滑,2017年双双出现负增长,常住人口分别为2171、2418万人。北京市要求到2020年及之后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市要求到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人口增量空间较小,特别是上海仅余82万人。

广州、深圳在2011-2013年常住人口年增量不到10万,2014年双双跃至15万左右的规模,2015-2017年,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增量更是高达40-60万人。2017年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分别达1450万、1253万。《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要求将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000万左右,人口增量空间巨大。当然,近期广深常住人口大幅增长的原因不只是京沪控人,但很可能是其中重要原因。

2.5 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人口流入增加地产需求支撑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很深,是房地产发展的最大获益者。根据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任泽平、夏磊、熊柴,人民出版社,2017)的研究,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获益巨大,除高额土地出让金外,还有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多个税种,以及利用土地融资等。根据测算,仅土地出让金和上述五税合计就相当于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6-7成。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盛宴的最大获益者,所得占房价的约6成。中央正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在中短期地方政府仍将继续对土地财政的巨大依赖。

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一书中提出了业内广为流传的分析框架: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流入可增加房地产需求。在去库存政策刺激下,2016年以来部分人口外流的二线和三四线城市房价也开始暴涨。根据WIND统计,百城房价中的二、三线城市住宅均价分别从2015底的9984元/平方米、6740元/平方米上涨到2017年底的12684元/平方米、8335元/平方米,年均涨幅分别为12.7%、11.2%。从人口和收入看,部分城市的房价可能存在上涨过快、缺乏支撑的风险,亟需人口流入支撑。

3.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确立大都市圈战略、城市改善公共服务、土地财政

城市“抢人”大战是存量博弈,但非零和博弈。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确立大都市圈战略、城市改善公共服务、土地财政。1)城市“抢人”大战符合长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的一般规律,提升效率助力创新、推进服务业发展。大都市圈战略,中国人口体量将产生至少10个以上千万级城市,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正在崛起。2)居民用脚投票,城市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虽然城市“抢人”是针对存量,但在“抢人”过程中面临提升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长远任务,这也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福祉。3)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计生机构,全面放开生育或已不远。在立竿见影的存量“抢人”大战之后,未来或将出现城市竞相鼓励“造人”,着眼于增量。此外,“抢人”一定程度削弱房地产调控效果。部分城市对新入户人员无缴纳社保的要求,导致部分投机需求通过入户方式达到购房目的,短期加剧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推高房价。

3.1 确立大都市圈战略,新千万级城市正在崛起

从国际经验看,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是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在城市化中后期。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报告,1980-2015年全球1000万人以上城市个数从5个增至29个,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从1.9%升至6.4%,上升4.5个百分点,在各类规模城市中提高幅度更大。并且,到2030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个数有望增至41个,人口占比将进一步上升8.7%,上升2.2个点,上升幅度也将继续位居各类规模城市之首。

此外,在美国,1950-2010年,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4.6%,特别是在1970-2010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4个百分点。在日本,人口长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聚。1884-1973年,东京圈人口占比从10.8%增至23.9%,大阪圈人口占比从10.5%增至15.0%,名古屋圈人口占比从8.3%增至8.4%;之后,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中转为向“一极”集中,2014年东京圈人口占比达28.3%。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占比从1955年的18.3%增至2015年的49.1%。

城市“抢人”将促进中国人口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区集聚进程,在实践中确立大都市圈战略,提升效率、推进服务业发展。当前“抢人”结果符合长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的基本趋势。人口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学习效应、溢出效应等,可以节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创新驱动。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已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更加依赖于人口集聚。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与发达国家一般70%左右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与国际相比,中国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数量明显偏少。大都市圈战略,中国人口体量将产生至少10个以上千万级城市,新千万级城市正在加速形成,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正在崛起。根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论,2016年中国1000万人以上城市有北上广深4个,500-1000万城市9个,300-500万城市14个,100-300万城市61个。而在国际上,联合国统计,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24个(不含中国),对应人口约60亿人,比例为0.40∶1。而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4个,对应人口约13.9亿人,比例仅为0.29∶1。考虑到中国总人口规模巨大,而国外人口因国家众多而分割,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应在10个以上。当前,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9个。近几年来,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表现活跃、正在崛起,城市“抢人”大战将促进新千万级城市的加速形成。

3.2 居民用脚投票,城市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有利于实现人口自由流动。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500万以上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

城市“抢人”是针对存量、存在此消彼长关系,但在“抢人”过程中竞相提升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等之时,提升整个社会福祉,已经超越零和博弈。特别是在人口落户之后,城市更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否则花费大量成本“抢到人”却留不住人。人口流动往往体现出“用脚投票”的特征,拥有更好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各式各样落户和补贴政策频出的“抢人”大战背后,真正能“留人”的因素依旧是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因此,不同城市也在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创业等领域提出了与“抢人”配套的“留人”政策,如合肥的“养人新政”,长沙的高层次人才“绿卡”,沈阳的“人才新政9条”,南京的“安居政策”等,都不同程度的在落户和补贴政策以外,加强了针对人才的基础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从现实来看,外来人口规模大、比例高的城市往往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也较高。

3.3 生育政策有望全面放开,“抢人”之后或将是鼓励“造人”

计生机构取消,未来或将全面放开生育。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我们在3月18日《计生机构取消,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你生么?》一文中判断,在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日趋严峻背景下,计划生育机构名称取消或意味着中国生育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生育权有望从政府控制回归到家庭自主。

在立竿见影的存量“抢人”大战之后,未来或将出现城市竞相鼓励“造人”,着眼于未来增量。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需要至少16年、成为人才更是需要磨练。相比“抢人”效果立竿见影,“造人”工作培养周期长、花费成本高,并可能面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迁出风险。但是,“抢人”的对象只是存量,如果中国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未来可能会出现“无人可抢”。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国家全面放开生育、甚至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地方政府也有较大可能竞相出台力度更大的鼓励生育政策。

3.4 “抢人”在一定程度削弱房地产调控效果

落户获得购房指标、购房打折补贴等“抢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变相松绑房地产限购政策。由于库存不足、新房限价且与周边二手房价格倒挂,一些城市相继出现了数千人乃至万人抢房、买房队伍绵延数里的奇景。

4-5月住建部负责人就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先后约谈了12个城市。5月15日,成都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将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并规定户籍迁入成都市未满24个月的购房人,应在成都市稳定就业且连续缴纳社保12个月以上,才可在成都市新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成都市房产管局相关负责人解释称,此前执行的限购措施对新入户人员没有缴纳社保的要求,导致部分投机需求通过入户方式达到购房目的,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

城市“抢人”将促进中国人口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区集聚进程,在实践中确立大都市圈战略,提升效率、推进服务业发展。当前“抢人”结果符合长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的基本趋势。人口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学习效应、溢出效应等,可以节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创新驱动。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已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更加依赖于人口集聚。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与发达国家一般70%左右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与国际相比,中国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数量明显偏少。大都市圈战略,中国人口体量将产生至少10个以上千万级城市,新千万级城市正在加速形成,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正在崛起。根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论,2016年中国1000万人以上城市有北上广深4个,500-1000万城市9个,300-500万城市14个,100-300万城市61个。而在国际上,联合国统计,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24个(不含中国),对应人口约60亿人,比例为0.40∶1。而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4个,对应人口约13.9亿人,比例仅为0.29∶1。考虑到中国总人口规模巨大,而国外人口因国家众多而分割,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应在10个以上。当前,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9个。近几年来,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表现活跃、正在崛起,城市“抢人”大战将促进新千万级城市的加速形成。

 (作者: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政策借鉴

陕西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今年以来,陕西省上下突出重点、持续用力,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为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提供了有力支撑。

提升营商环境 出实招下硬茬

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更便利的政务服务,陕西省持之以恒落实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十大行动方案,扭住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年度目标任务不放松,持续深化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免费为新开办企业刻制公章,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为创业创新提供更多便利。

同时,陕西省持续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先后两次下调省内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20%下降至16%;完善《进一步优化小微企业电力接入营商环境实施办法(试行)》,出台《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进一步压缩整体通关时间,降低通关成本;落实国家降费减负政策,清理规范政府部门下属单位中介服务收费,降低中介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

今年前8月,陕西省累计实现新增减税259亿元;建立健全政务诚信公开承诺机制,上线运行“政务诚信承诺信息报送系统”,移动端“陕政通”和支付宝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等已上线试运行,1455项省级事项实现了手机APP查看。

2018年陕西省开展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以来,民间投资持续上升、企业成本持续下降、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长,全省发展环境在改善,发展质量在提升,发展动能在增强,振兴发展的活力不断显现。今年前三季度,陕西省新登记市场主体98.6万户,同比增长68.8%。

聚焦点破难点 为高质量发展蓄能

陕西省聚焦市场主体关切,紧紧抓住“痛点”“堵点”“难点”问题,着力在便利、高效、减负上下功夫。

为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陕西省制定了利企便民政策落地流程图。流程图对中央和省上出台的各项利企便民政策进行梳理,形成了278项政策核心条款和155张政策落地流程图,目前已在陕西省政务服务网公开发布。

“每张流程图均明确了办理流程、办理部门、办理时限、办理材料、联系电话等,让企业和办事群众一目了然。”陕西省营商办相关负责人说。

有了便民政策,如何才能让政策发挥最大成效?对此,陕西省各地各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

陕西省财政厅建立涉企收费投诉举报制度,在门户网站公布监督电话,及时回应企业群众诉求;陕西省税务局主动优化服务,积极推进减税降费工作落实,企业、群众对减税降费政策的知晓度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宝鸡市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举措获得国务院通报表彰;西安国际港务区在全省率先推出的“楼小二”模式,不出楼即可办理业务……

一年多来,陕西省上下以质量、效益和企业、群众满意度为标准,坚持用改革推进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聚焦重点,压茬推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向市场放权 给企业松绑 让群众受益

“在草堂生产基地的建设过程中,陕西省药监局从施工、设备调试、注册审批到GMP认证等全程介入,优先安排了现场审核查验和注册现场核查工作,高效完成了认证材料和注册资料的审核工作。”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中方负责人表示,“新建设的草堂生产基地今年8月已经投产,这是目前美国强生公司对我国最大的单笔投资,预计今年可实现销售收入90亿元。”

只有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让群众受益,才能更好地激发出市场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对陕西而言,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就是在追赶超越中的一场自我革命。在这场自我革命中,陕西方向明确、思路清晰、举措得力,率先在全国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保护市场主体、规范政府监管行为,不断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减轻企业制度性交易负担……多重优惠政策相互叠加,市场主体投资信心不断增强,市场红利持续释放。

为把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推向深入,有针对性地补齐工作短板和弱项,陕西省还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和涉企收费,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促进各项政策落地落实。今年6月,陕西省出台了规范中介服务、规范涉企收费、诚信体系建设、优化便民服务和促进政策落地落实五大专项行动方案,目前各专项行动开展顺利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下一步,陕西省将全面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和全省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进一步梳理企业投资兴业的堵点、难点,对标先进水平,持续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着重解决短板弱项,把对标国际标准和加强横向比较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完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逐步形成顺畅、高效的行政审批体系,推动全省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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